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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略論托馬斯·杰斐遜的民主思想（1）

作者：劉祚昌

托馬斯·杰斐遜（1743—1826）是美國第一次革命的重要的革命理論家和代言人之一。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他是與華盛頓、林肯齊名的美國三大偉人之一。美國人民之所以如此推崇杰斐遜，并不是因為他是美國開國元勛之一，而是因為他是美國民主傳統的奠基人，他的民主思想始終是美國人民爭取進步的推動力量。

本文不準備對杰斐遜的民主思想作全面的、系統的闡述，因為一則是篇幅所限，二則是外國特別是美國史學工作者在這方面已經作出大量的工作。這里只是根據個人的管見，就杰斐遜的民主思想的幾個主要方面加以初步的探討和論述。不當之處，請廣大讀者多加指正和批評。

對人民群眾的無限信任對壓迫者的無比仇恨

對人民群眾抱什么態度？這是杰斐遜與當代美國資產階級政客特別是聯邦黨政客之間的重要分水嶺。
聯邦黨領袖之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輕視人民、仇視人民方面要算最典型的了。他辱罵人民是“野獸”，說人民群眾沒有統治能力。[1]他曾在 1787年制憲會議上大言不慚地宣稱：“一切社會都分為少數人和多數人。前者是富有的，出身名門的，后者是人民群眾。……人民狂暴而變化無常。他們的判斷和決定很少是正確的。因此，應該使前者在政府中享受一個顯著而永久的地位。他們會制止后者的不穩。只有這樣一個永久性的團體才能抑制民主的輕舉妄動。”

與漢密爾頓相反，杰斐遜對人民群眾有無限的信心。首先他深信普通人民的善良和判斷能力。1813年1月13日，在致約翰·梅利什的信里，他寫道： “他（指華盛頓——引者注）和我之間的唯一意見分歧在于：我對于人民的天賦完善和判斷能力，比起他來，有更大的信心。”[2]他主張人民群眾參加國家管理，因為他相信人民群眾有自治和管理國家的能力。[3]1823年10月31日他在致科里的信里表示：“人民，特別是當他們受到適度的教育時，是公眾權利的唯一可靠的保管人（因為他們是唯一正直的），因此應該參加統治，擔任他們勝任的職務”。[4]在給法國重農學派尼摩爾的信里他寫道：“我們兩個人都愛人民，但是你把它當作幼兒加以愛護，沒有保姆你是不相信他們的，而我則把他們看成是大人，他們統治自己我是放心的。”[5]在他看來，普通人民的常識比起貴族的偏見更值得依賴。只有那些想利用政府權力剝削勞動人民來肥己的人才有理由害怕人民。他說：“我就不害怕人民。為了繼續保持自由，我們應該依靠的是他們，而不是富人。”[6]

杰斐遜也承認人民群眾有時也會偶然犯錯誤，但是他們“決不是故意的和懷有推翻政府的自由原則的有系統的、堅定不夠的目的。”[7]他還認為即使人民有欺詐行為，那么這種欺詐行為所引起的弊害，也要比“人民的代理人的自私所造成的弊害更小。”[8]針對一些人關于人民愚蠢和沒有管理自己的能力的謬論，他發問道：“有時據說人在管理自己方面是靠不住的。那么他在統治別人方面是靠得住的嗎？”[9]他認為多數人的意見，總比少數人的意見更合乎正義。 [10]

聯邦黨人要求讓“有財產、有原則的”資產階級貴族分子管理國家，但是杰斐遜對于富人抱輕蔑的態度，他說：“我從未見過人們的正直隨著他們的財富的增加而有所增加的。”他還認為所謂“上等人”是擴大社會正義的主要障礙，過去之所以愚昧，是因為過去曾被擁有財富有原則的紳士所操縱，他們使政府遠離人民，掠奪納稅者，并且從事戰爭，造成人民的貧困和苦難。他認為即使承認人民是野獸，那么野獸的政府也比過去的主人與奴隸關系為好，更何況人民并不是野獸。 [11]

在廣大人民沒有受教育并且被視為“劣等人”的美國開國時期，杰斐遜能夠對人民的能力和品德有無限的信任，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事。對于人民大眾無限信任的另一方面，便是他對壓迫者的無比仇恨和蔑視。

首先，杰斐遜對于專制君主及貴族僧侶的專橫跋扈是深惡痛絕的。他在寓居歐洲期間，目睹廣大勞動人民在國王和貴族教士的折磨壓榨下的悲慘情景，這更加深了他對于封建壓迫者的仇恨。1786年8月13日他在給喬治·威思的信里寫道：“……在這里（法國——引者注），盡管有世界上最美麗的土地，天底下最好的氣候，最善良的人民，最快活可愛的性格，然而我可以說這樣受自然嘉惠的人民，卻被國王、貴族及教士（而且只是被這些人）折磨得悲慘極了。”[12]更使他氣憤的是，他發現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歐洲君主往往是些白癡。他說：“路易十六是一個愚人……西班牙國王是一個愚人。……葡萄牙國王……天生就是一個白癡。丹麥國王亦是如此。……普魯士國王……在身體和精神方面都和豬一樣……這些動物變成沒有思想和體力衰弱的人；每一個世襲君主經過幾代之后都會如此。”[13]他又指出：“即使從這一天起一直到最后審判那一天止產生于我們共和制政府的全部弊害，與這個國家（指法國——引者注）在一個星期內在君主制下面所蒙受的苦難相比，后者也會大得多。”[14]他進一步指出：“在統治的借口下，他們（指歐洲封建統治階級——引者注）把他們的國民分為兩個階級—— 狼和綿羊。”在法國，“每一個人不是鐵鎚就是砧石”（意即不是壓迫者就是被壓迫者）。他又說：歐洲封建統治階級就是“食人的動物”，“對于歐洲政府及掠奪窮人的富人，我不能用更柔和的字眼”。[15]

杰斐遜特別憎惡基于世襲特權的貴族等級制度，認為這是人為地造成的不平等。他說：在歐洲封建等級制度下面，“人的尊嚴在人為的差別中喪失了，在這里，人類分成高低不等的幾個等級，在這里，多數人在少數人的壓迫下受痛苦。”[16]他不但仇恨封建統治者，而且也仇恨一切形式的暴君和壓迫者。他從內心里痛恨拿破侖，因為他認為拿破侖是蹂躪人民自由的專制獨夫和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殺人魔王。他在許多文件和書信中嚴厲譴責拿破侖的獨裁統治，有時說他的統治是“軍事暴政”。[17]有時說它是“無原則的瘋狂的暴政”，[18]或者“軍事冒險家的篡權。”[19]因此，他堅決反對在美國建立獨裁制度的一切企圖，他警告說：萬一在美國出現個人獨裁的暴政，一切為了爭取自由而參加獨立戰爭的人，都“一定會感到困惑和沮喪！”[20]他痛恨暴君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他在自己的圖章上刻上了如下的格言：“反抗暴君，就是服從上帝”。[21]

應該指出：杰斐遜之對君主制的深惡痛絕，主要是早年的事，到了晚年他稍稍改變了原來的態度，承認在某種條件下，君主制是最可取的政府形式。[22]但是不管怎樣，這種對人民群眾的無限信任和對壓迫者的無比仇恨的立場，是杰斐遜全部思想的基礎，也是他的民主思想的出發點。

自然權利、人民主權和革命權利

自然權利學說早在16世紀文藝復興時代就被提出來了，經過17世紀英國平等派思想家、資產階級新貴族思想家（特別是約翰·洛克）以及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發揚，到18世紀末已經成為風靡一時的學說了。在獨立戰爭前夕，自然權利學說也在美國廣泛傳播，并且深入人心。

按照這個學說，在成立政府之前，人類生活在“自然狀態”中，人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他們只是服從“自然法則”，而不受任何人的管轄。一切人都享有自由、平等的“自然權利”，這種權利是生來就有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先進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自然權利學說，是人類思想史上一次非同小可的革命，因為它的鋒芒是直接指向中世紀的封建專制主義，是對于封建專制主義的一個大膽的否定。眾所周知，在專制制度下面，人們是不平等的，人民被剝奪了一切權利，而貴族和僧侶卻高高在上享有很多的特權。統治階級草菅人命，任意踐踏人民的自由，人民不但失去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而且也失去了獨立的存在。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 [23]

但是自然權利學說一出，就像一顆重磅炸彈一樣，從理論上摧毀了專制主義存在的基礎。這是因為，按照這個學說，人一生下來就應該是自由、平等的，而這些權利是大自然所賦與的（或創世主賦與的，意思完全一樣），而不是人世間哪一個權威“恩賜”的，也不是人民從統治者那里乞求來的。正是因為它是自然所賦與的，所以它是不能被剝奪的，也不能讓渡給任何人。因此，自然權利學說一下子提高了人民的地位，承認了個人的尊嚴。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更不是任何統治者手中的“芻狗”。正是這個自然權利學說被杰斐遜全盤接受下來了。

杰斐遜早在1770年就公開說過：在自然法則下面，一切人生來都是平等的。[24]這是他關于自然權利的最早的言論。后來到1774年他在他所提出的《英屬美利堅權利概觀》這個文件中又談到自然權利，他指出：人們的權利“來源于自然法則，而不是他們的國家元首所賜予的。”[25]但是只有到 1776年在他所執筆草擬的《獨立宣言》原稿中，他才對自然權利學說作了正面的闡述：“我們認為下面這個真理是神圣的和無法否認的：人人生下來就是平等的和獨立的，因而他們都應該享有與生俱來的，不能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26]

杰斐遜的這句名言顯然脫胎于約翰·洛克的學說，因為洛克曾經說過：每一個人都被自然賦與某些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及財產權利。但是杰斐遜卻沒有照抄這個公式，他用通俗易懂的大眾化語言闡明了自然權利學說，更重要的是他用“追求幸福”的權利去代替洛克的“財產權利”。用“追求幸福”的權利取代 “財產權利”并不是簡單的幾個字的問題，而是在一個帶有原則性的大問題上他與洛克分道揚鑣了：洛克站在英國資產階級新貴族的立場上竭力維護私有財產制度，而杰斐遜則突破了洛克的自然權利學說的資產階級局限性，而把廣大人民的渴望和要求反映到自然權利學說中來。這樣一來，他就賦與自然權利學說以濃厚的民主主義色彩，從而創造性地發展了這個學說。

在發表《獨立宣言》之后，隨著時代的前進，根據斗爭的需要，杰斐遜又一步一步地充實了自然權利的內容。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杰斐遜正在任美國駐法公使。當時他的老朋友拉法葉特為法國國民議會起草了一部“人權宣言”，在草稿里拉法葉特在列舉人民的自然權利時，把“財產權”加了進去。當他向杰斐遜征求意見時，后者建議把“財產權”刪掉，另外加上“生命權”、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的權利、發揮個人才能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抵抗壓迫的權利。[27]在另一個場合，杰斐遜還強調，“選擇他認為最能給他以舒適生活的那種職業”，也是每個人的自然權利。[28]這樣，杰斐遜不僅繼承了前人關于自然權利的學說，而且進一步發展了它，豐富了它的內容，使其擺脫了資產階級局限性，而更帶有人民性。而且，他是第一個把自然權利學說寫進官方文件中的人。但是，杰斐遜并沒有停留在自然權利學說上面，他以自然權利學說為出發點，進一步發揮了人民主權論的思想。

杰斐遜在《獨立宣言》里，在列舉人民的自然權利之后，緊接著便指出：“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29]這就是說：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人民是最高主權者。這樣，他就言簡意賅地表述了人民主權思想。當然，人民主權思想也不是杰斐遜首創的，它的歷史和自然權利學說同樣悠久。但是，杰斐遜卻有他自己的貢獻：第一，他把這個思想用樸素的語言寫進《獨立宣言》這個重要的歷史文件中去，使其成為指導美國人民和英國殖民者進行斗爭的強有力的武器。一句話，杰斐遜把人民主權的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了。第二，他使這個學說的內容更具體化了。1793年他寫道：“我認為組成為一個社會或國家的人民，是那個國家的一切權威的來源；他們有靠他們認為合適的任何代理人來處理他們公共事務的自由；有撤換這些代理人的個人或他們的組織的自由，在他們愿意的任何時候。”[30]這里，他不僅重申人民主權思想，而且講明人民應如何行使主權。1820年，他又寫道：“我除了人民自己以外，不知道有任何一個社會的終極權力的安全的保存者；而假如我們認為他們的知識不足以使他們用健全的辨別能力行使他們的管理權的話，補救之道并不是把它（指權力——引者注）從他們手中奪走，而是用教育去改進他們的辨別能力。”[31]這里，他又指明了人民無力行使主權時的補救辦法。

杰斐遜不僅對于人民主權學說作出了以上貢獻，而且他還是終生忠于人民主權學說的，1824年蘇格蘭人達維德·休謨發表文章攻擊“人民是一切公正政權的源泉”的原則。當時，杰斐遜以垂老之年，憤怒地斥責了休謨，他問道：“這個背叛自己同胞的學術界敗類（指休謨——引者注）如果不到社會上大多數人中間去尋找公正的權力的來源，那么他到哪里去找呢？它來源于少數人嗎？或者來源于這些少數中間的個別人嗎？”[32]

人民主權思想的重大意義在于它推翻了中世紀以來盛行的“君權神授說”，把國家權力的來源從上帝手中轉到人民手中。杰斐遜之大力宣傳這個人民主權思想，是他的不可泯沒的功績之一。

以自然權利學說及人民主權思想為基礎，杰斐遜又深入地論證和發揮了關于人民的革命權利的理論。在他看來，既然成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然權利，既然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那么一旦政府不履行自己的職責，侵犯人民的權利并且開始壓迫人民的時候，人民就理所當然地有權利舉行革命或起義來推翻這樣的政府。

杰斐遜關于人民的革命權利的思想，首先發表在《獨立宣言》里。他在這個《宣言》里宣布：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然權利，“如果遇到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損害這個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當一個政府在一個時期開始實行的一連串的暴政和倒行逆施（并且一成不變地追求同一個目標）表明它決心要把人民放在絕對專制權力的淫威之下的時候，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去推翻這樣的政府并且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33]
這樣，杰斐遜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布人民有革命的權利，他們有權利用革命手段推翻壓迫人民的政府。當然，人民革命權利的思想也不是杰斐遜首先提出來的，在早于他一百年前，洛克就提出了這個思想，但是杰斐遜第一個把這個思想寫進官方文件里，并且在美國人民反英斗爭方興未艾之際宣布了這個思想，這就使這個理論成為巨大的物質力量，對于激發美國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戰斗力來說，起了不可估量的偉大作用。

在獨立戰爭結束后，隨著階級斗爭的發展，特別是在謝斯起義失敗后，杰斐遜不僅捍衛了這個思想，而且還熱情洋溢地歌頌革命。他寫道：“讓他們（指人民——引者注）拿起武器吧！……在一兩個世紀內喪失少數生命有什么關系呢？自由之樹必然時常用愛國者和暴君的血來灌溉。它是自由之樹的天然的肥料。” [34]他又寫道：“……我們的確向世界提供了一個單憑理性而不流血地改革政府的美好的榜樣，并且以此而自豪。但是世界太受壓迫了，所以不會從這個榜樣中得到好處。”[35]

由于杰斐遜有了這個思想，所以在1789年震動全歐的法國大革命轟然爆發后，他以飽滿的熱情歌頌了法國人民的英雄業績。1793年1月3日他在一封信里毫不含糊地表示同情法國人民在雅各賓黨人領導下廢除君主制的劃時代的偉大舉動，并且贊許了巴黎人民鎮壓反革命的行動。他雖然為一些無辜者死于革命者之手感到惋惜，但他同時又指出：“全世界的自由取決于這個斗爭的結果，曾經有過用如此少的無辜者的血贏得的獎品嗎？我自己的感情由于這個事業的某些殉難者而受到挫傷，但是我寧愿看到半個世界遭到破壞，也不愿它失敗；即使每個國家在保存自由時只剩下一個亞當一個夏娃，也比現在更好。”[36]他在歡呼法國大革命的同時,也為法國大革命進行辯護。1793年1月3日他寫信譴責威廉·肖特，因為后者曾“責難法國雅各賓黨人的舉動。”[37]

杰斐遜之所以同情法國大革命，也是因為他看到美國人民在獨立戰爭中宣布的原則，也在法國勝利了。他寫道：“在美國進行的訴諸人權的行動，也在法國開始了，而且在這方面法國走在歐洲諸國的最前頭。”“我認為法國政府的成功的改革，保證了歐洲的普遍改革及現在備受暴虐無道的統治者折磨的歐洲人民的一個新生活的開始。”[38]

杰斐遜不但強調人民的革命權利，而且還歌頌人民的反抗精神。在謝斯起義失敗后，他不但指出人民定期舉行暴動的必要性，而且認為人民之有反抗精神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應該培養和發揚這種反抗精神。他寫道：“……但愿我們每隔二十年發生這樣一次起義。”他認為定期舉行暴動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人民可以通過暴動來警告統治者：人民是不可侮的，這樣就會使統治者有所顧忌，不敢為非作歹，不敢繼續侵犯人民的自由。[39]他又寫道：“我喜歡時常發生一點兒叛亂，它好像大氣中的暴風雨一樣。”[40]在談到自由制度時，他寫道：“我寧肯喜歡會引起危險的自由，也不愿意有平安無事的奴隸制”。[41]杰斐遜關于反抗精神的言論，可以說是發展了關于人民的革命權利的理論。

杰斐遜這些大膽的言論，在當代美國資產階級社會里真可謂“驚世駭俗”的了，因此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許多人的反感。甚至他的傳記作者約翰·馬士也認為他的這些言論是“愚蠢的”。[42]但是，這里應該弄清兩個問題：

第一，杰斐遜雖然主張人民有舉行革命或暴動的權利，一再歌頌革命，歌頌人民的反抗精神，但實際上他并不是暴動的煽動者。約翰·馬歇爾的傳記作者把杰斐遜說成是一個人民叛亂的煽動者，是對事實的歪曲。杰斐遜的傳記作者馬隆的見解是正確的，他認為杰斐遜有關革命或暴動的言論，一般都不是直接對人民群眾講的，而是私下對統治階級人物講的（往往是私人通信），他既沒有號召人民起來暴動，更沒有直接領導人民起來暴動。[43]謝斯起義時，他正在法國。

第二，杰斐遜到晚年已不再堅持革命的權利的思想了，而且公然反對過火的革命行動。他這個態度在拿破侖戰爭結束后特別顯著。他在1815年2月19 日致拉法葉特的信里寫道：法國共和主義者不滿足于建立君主立憲制，而要求實行更進一步的改革，“……法國國民接著所蒙受的苦難及罪惡，都來自共和主義者這個改革的錯誤；來自他們和你本人及立憲派的分道揚鑣……結局，用他們所取得的有限制的君主制換得了羅伯斯庇爾的無原則的、血腥的暴政以及波拿巴的同樣無原則的和瘋狂的暴政。”[44]1817年杰斐遜又強調了這一點，他在致法國朋友馬爾布阿的信里寫道：“當我在1789年末離開法國時，你們的革命，在我看來，是在有能力的正直的人們的領導下進行的。但是，他們的一些后繼者們的瘋狂，其他人的惡德”等等“形成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可悲的時期。”[45]到晚年，杰斐遜在自傳里又寫道：“我們應該把[法國]王后幽禁在一個修道院里，使她的權力不致為害，并且把國王放在他的位置上，授以有限的權力，我相信這個權力他是會按照他所理解的程度老老實實地行使的。這樣就不會產生招致一個軍事冒險家（指拿破侖——引者注）的篡奪的王位空虛，也不會有機會使這些窮兇極惡的行為蹂躪世界諸國并且毀滅它的幾百萬生靈。”[46]因此，菲利普·方納教授認為杰斐遜“并沒有對‘過度的民主’（亦即過火的革命行動——引者注）感到不愉快”，[47]是不合事實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但是，不管怎樣，杰斐遜所宣揚的革命的權利的思想是起過積極作用的。在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夕世界廣大地區人民在封建專制的暴政下呻吟的時候，杰斐遜之關于人民的革命的權利的呼聲，的確起了發蒙啟聵的作用，它不僅在美國獨立戰爭中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而且也推動了歐洲及拉丁美洲的革命。美國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認為“在獨立宣言中宣布的與生俱來的、普遍的革命的權利的觀念”，是美國對于人類文明的十大貢獻之一，而且是首要的貢獻。[48]這個說法雖然未免有些夸大，但是也說明了一定的真實情況。

杰斐遜的理想國

杰斐遜所向往的理想國是民主共和國。在他看來，只有每一個公民都直接參加政治管理的國家才夠得上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一個國家的民主共和成份之多少，是與公民直接參加管理的程度之大小成正比例的。但是他又認為這樣純而又純的民主共和國在現實世界上是行不通的，特別是在廣土眾民的國家。[49]因此，他不得已而求其次，認為盡管人民不直接參加政治管理，但只要具備下述幾個條件的，就算是民主共和國：第一，人民對于政府的控制。他寫道：“人民對于他們的政府機關的控制，是衡量一個政府是否為共和制的標準。”[50]“除非群眾對于被委托以政府權力的人保留足夠的控制，否則那些人就會變為壓迫者。” [51]第二，政府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并且執行這些意志。他說：“政府只有當它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并且執行了這個意志的時候，才能是共和制的”。[52]第三，保障人民的一系列自由權利。

為了實現上述三個條件，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一）實行健全的選舉制度，其中包括普選制、公正代表制及短期改選制

杰斐遜認為，普選制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及矯正弊政的最好的手段。他說：“近代……發現了這些權利借以得到保障的唯一方法，那就是：人民統治的政府，但是人民不是親身，而是由他們的代表，即由每個成年的、精神正常的男子選出的代表，進行統治”。[53]他又說：“普遍選舉權可以溫和地、安全地矯正弊病，而在缺乏這種和平補救的方法的地方，這些弊病是要用革命的刀劍斬除的。”[54]
因此，杰斐遜在一生中一直堅持主張實現普選權。1783年當弗吉尼亞州制訂州憲法時，他主張把選舉權擴大到每一個土地所有者身上：在城市擁有四分之一英畝、在鄉村擁有25英畝的土地。他這個主張乍一看來似乎要在選舉權上面加上財產資格的限制。其實不然，因為他在提出這個主張的同時，又提出另一個主張：成年男子凡其土地不足此數者，都應該從政府那里領取50英畝的土地。[55]這實際上就是主張實行普選權。而且他在許多其它場合一般都主張干脆取消選舉權的財產資格，把選舉權擴大到每一個男性公民身上。他在《弗吉尼亞紀事》中寫道：“我始終是同情[普遍選舉權]的。我仍然看到頗為正直的人認為擁有某些財產對于獨立精神是必要的，因而主張把選舉權局限于財產所有者。我卻相信：如果選民人數過多，就會使收買手段行不通，從而可以減少買賣選票的危險。我可以進一步說：我從未看到人們的正直會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增加。”[56]1816年他又寫道：“讓每一個參加戰斗的男子或繳納財產稅的男子都在選舉中享有他公平而平等的權利吧！”[57]在另一個場合，他要求“一切自由的男性公民”都有選舉權，只要他居住一個地區滿一年或參加民兵服役一年者。[58]他在一次私人通信中又表示：假如他出席弗吉尼亞代表大會的話，他會“提議實行普選權的；因為我始終贊成它。”[59]因此，比爾德關于杰斐遜并不想放棄選舉權方面的財產資格的說法，[60]是沒有根據的。

其次，杰斐遜主張實行公正的代表制，代表人數應該與選區人口成正比例。這是針對南方種植場主的特權而提出的，因為弗吉尼亞州東部諸郡是種植場主集中的地區，人口雖少，但是在州立法會議中的代表人數與西部人口眾多的小農聚居的諸郡相等，[61]這顯然有利于種植場主。
最后，杰斐遜也強調議員短期改選的必要性，反對議員長期任職。他說：“……這些代表或者要隨時選出，或者選舉間隔時期要短，以便保證代表們真正反映選民的意志。……距離公民的直接的、經常的控制愈遠，政府的共和性質就愈少。”[62]

posted on 2007-07-21 15:08 lovedday 閱讀(509) 評論(0) 編輯收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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