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影響諸如版權、專利和個人隱私等領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法律已經遠遠地過時了。知識經濟的出現并不是因為有了這些法律，而是因為它們絲毫不顧忌這些法律。這既不是法律的穩定，也不是固定，這是法律上的僵死。
律師們也許在改變著他們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卻幾乎一成不變。
惰性vs.超速度
當我們看這些機構以及它們如何應對時，我們清楚地看到，美國今天所面對的不僅是一種迅猛發生的變化，而且是高速發展的新經濟的需求和落后的社會體制結構的惰性這兩者之間的懸殊對比。
21世紀的信息生物經濟能夠繼續高速發展嗎？或者說社會上的那些步履維艱、功能失調、陳舊過時的機構會讓這種發展戛然而止？
官僚制度、運轉不靈的法院、目光短淺的立法體系、管理上的瓶頸和病態的增長只能造成更多的損失。看樣子我們得犧牲掉某些東西了。
與那些眾多相關但是卻不同步的機構越來越多的系統性功能障礙相比較，沒有多少問題會被證明更具挑戰性了。如果美國人想要得到世界領先經濟的巨大好處，那么美國就必須根除、替換或者徹底地改革那些阻礙在面前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機構。
隨著變化的繼續加速，這種機構上的危機也不僅限于美國了。在21世紀，世界經濟中的每一國家（包括中國、日本和歐盟國家）都必須發明新的機構，擺好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間的平衡關系。有些國家遇到的困難也許比美國的還要多，因為美國的文化至少對制造變化者是友好的。
不管怎么說，盡管我們剛才所做的這種公路上速度排名的比喻肯定具有爭議，但是有一個主要的事實卻不容置疑：
全面地看——在家庭、公司、工業部門、國家的經濟和全球體系本身等各個層次上，我們正在財富創造和時間的深層原理這兩者之間進行著最廣泛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