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之際，人們有理由認為，“一國兩制”原則的制定和實施既有助于香港的順利回歸，也有助于香港在回歸后的十年里保持穩定和繁榮。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來，對于“一國兩制”原則的形成，人們總是過多地強調決策者理性的運用，而忽視了事務本身的發展勢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英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時，雙方都非常清楚，香港必將于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對中國來說，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因而應該盡量減少可能會影響這一目標實現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就香港與大陸在回歸后的關系安排上，最自然的做法便是，除了為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所必需，否則盡量不要去改變香港或大陸的政治、經濟、法律以及生活方式的現狀。
處于輿論中心的決策者，有時候可能僅僅是迫于現實，做出了在當時情況下明顯是唯一可行的決定，但人們仍傾向于將該決定視為當事者高度的理性創造的產物，而不是現實本身所蘊含的力量使然。這一傾向的不利之處是使人們難以看到這種決定的權宜性和臨時性，進而期望將其應用于明顯不同的情形。
“一國兩制”原則在香港實施的成效自不待言，但其未能徹底解決的政治難題也正逐漸顯現。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各自政治權力的界限，以及香港民眾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參與香港乃至全國性的政治生活，這些問題似乎都有待進一步的解決。就香港而言，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可以在回歸后的較長時間內逐步處理，但要想實現臺海兩岸的和平統一，這些問題卻是一開始就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實際上，“一國兩制”原則本是起源于大陸對臺政策的一些最初構想，但就推動臺海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而言，“一國兩制”政策顯然收效甚微。
1955年，大陸以“和平解放臺灣”取代“武力解放臺灣”的方針，隨后的“一綱四目”方案則明確表示，“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于蔣”。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發表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九項方針，再次表示，“國家實現統一后，臺灣可……享有高度自治權，并可保留軍隊”。該原則后來也得到了大陸方面的多次重申并延續至今。
大陸“武力解放臺灣”的方針在上世紀50年代的逐步淡出，很大程度上是當時國際形勢的嚴峻現實使然。美國對臺海局勢的公然軍事干涉，使海空力量極度缺乏的中國大陸只能將“武力解放臺灣”的政策束之高閣。而當時的蘇聯是否愿意看到中國的統一，至今也仍是一個歷史之謎。
一旦“武力解放臺灣”不再是一個現實可行的選項，探尋和平解放的途徑也就勢在必然。大陸方面期望通過給予臺灣當局極大的地方自治權限，盡可能將臺灣吸引到兩岸統一的道路上來。在1954年底仍被人民日報社論稱為“一副腐臭了的政治僵尸”的“蔣介石賣國集團”，到1956年便在“愛國不分先后”的口號下獲得了“戴罪立功”的機會。而統一后臺灣當局的自治權限也將達到史無前例的極限，臺灣甚至可以保有獨立的軍隊！
抗日戰爭結束后，由于對國共力量過于樂觀的估計，對國人民族情感的感覺遲鈍，加上在土地政策方面的頑冥不化以及軍政官僚體系中令人發指的腐敗，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黨軍隊最終在國共內戰的戰場上遭受了恥辱性的失敗。共產黨則在取得令人目不暇接的戰爭勝利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的中央政府的成立，使中國大陸獲得了民眾期盼已久的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并擺脫了令人屈辱的外國勢力的干預，而毛澤東膾炙人口的“以民主政治消除中國歷代興亡周期率”的談話，更是激起了人們對中國民主政治前景的無限遐想。當時，相對在臺灣仍實行獨裁統治的蔣氏偏安政權，大陸的中央政府及其從事的兩岸統一事業，在全球華人之中都具有空前的道德感召力。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解放臺灣”建議，仍然遭到了蔣介石毫不猶豫的拒絕。
斗轉星移，半個多世紀已經過去。與大陸相比，臺灣不但在經濟和科技發展方面取得了更為長足的進步，在政治現代化（或民主化，即政治權力從一個人或少數人壟斷的狀態轉變為一切民眾平等享有的結構性變化過程）方面似乎也走在了大陸的前面。
當然，這一事實并不能削弱中國統一事業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但既然旨在賦予臺灣極限性自治權限的“和平解放臺灣”政策，在半個世紀前的形勢下都未能成功，人們很難有理由相信，包含類似內容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在當今的形勢下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
實際上，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實施二十多年后，臺灣島內民意正在背離“一中原則”的道路上漸行漸遠，大陸最迫切的任務已不再是實現兩岸的統一，而是要防止臺灣的獨立。這不免讓從事對臺工作的人們時常要懷念臺灣的兩蔣時代。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不管是作為推動兩岸統一的手段，還是作為兩岸統一后的政治結果，似乎都有值得檢討之處。和平統一從定義上來講，必須是兩岸協商一致的結果，或者說必須要臺灣方面愿意接受兩岸的統一。和平統一的主張能否得到臺灣方面的響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臺灣方面的一種主觀判斷，即和平統一能否給臺灣帶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新東西。
就兩岸談判而言，臺灣方面有可能會放棄一些既有的東西，以換取它尚未擁有的東西，但卻不太可能有興趣進行不能讓其現狀有絲毫改善的談判，更不會愿意做出單方面的“讓步”。
盡管目前大陸的對臺政策將賦予臺灣極大的自治權限，但如果這些權限都是臺灣已經實際享有的，臺灣方面就不會有接受和平統一的動力。臺灣方面可能還會認為，盡管和平統一之后臺灣仍能保留獨立的軍隊，但到時候兩岸不同政治集團的地位將完全取決于兩岸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而目前臺灣方面至少還自認為存在依持外國勢力的可能。
臺灣民眾肯定不愿意看到臺灣的經濟優勢因為兩岸統一而被稀釋，也不愿意看到其政治生活受到沖擊。如果兩岸政制差別太大，單純的“基本法”式的保障，似乎不足以消除臺灣民眾的疑慮，其可靠性仍會受到懷疑。
其實，如同國家的主權一樣，國家的民主和自由也同樣不可分割。在一個國家，不同的民眾享受不同程度的自由和參與政治的權利，這種做法既不道德，也不可能持久。對臺灣民眾而言，更可靠的保障似乎還是不斷縮小乃至消弭兩岸政制的差別，這不但可以保障臺灣地區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連續性，還可以賦予臺灣民眾與大陸民眾同等的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
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對臺灣的政治精英更是須臾不可或缺的。統一后的臺灣政府當然只能是地方性政府，但臺灣政治精英的政治舞臺則不能僅限于臺灣一偶。他們不會滿足于在中央政府擔任一些陪襯性的職位，而必須有獲得國家最高政治權力的制度可能性，任何剝奪了這種制度可能性的統一安排都不會對他們產生吸引力。
對那些樂見兩岸統一的臺灣民眾，大陸政治民主化可能非常重要。兩岸政治制度的整合，一方面可以使他們無需擔憂現有的政治自由因統一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也可以確保他們能夠平等地參與全國性的政治生活。畢竟，一個國家如果一方面制度性地將國內某一部分民眾長期排除在最高政治權力之外，另一方面又要這些人永遠保持對國家的忠誠，這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肯定是非常困難的。
兩岸的統一過程同時成為中國政治進一步民主化的過程，這無疑是包括臺灣民眾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之最大福祉。在大陸方面，政治領導人不但應該正面看待臺灣方面對大陸政治民主化的呼吁，更應該審時度勢地認真考慮政治改革的問題，以使兩岸統一的前景對臺灣民眾更具吸引力，而不是將民主和自由的道義優勢拱手讓與各種分裂勢力。
如果大陸能夠進一步加快政治民主化的進程，統一與抗拒統一的政治戰線將直接擴展到臺灣島內。到時候，抗拒統一的將只有那些極為頑固的臺獨人士，他們必將在政治和道義上遭到空前的孤立。但如果大陸繼續在政治改革方面裹足不前，統一事業的號召力則必將被削弱。臺灣島內在獨統問題上意見不同的人，都可能因為對民主的堅持而走到一起。
適當的政治改革也是大陸本身所亟需進行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近30 年，其進度已遠遠超過了政治體制改革，并使人越來越感到舊體制的落后與不適。經濟活動的日益活躍，并未伴隨旨在完善官僚機構、加強法治、擴大政治參與以及保障人權的政治體制改革，其顯而易見的后果是無孔不入的權力腐敗，日益懸殊的貧富差異，社會資源分配的極度失衡以及對民眾權益觸目驚心的侵害。
在今天的中國，從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到各種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分配，莫不因人而異，因地而異。被壟斷的政治權力同時又缺乏最起碼的約束，必然會迅速而普遍地腐化。政治道德敗壞是一切社會道德敗壞的根源，政府作為法律秩序的唯一供應者和執行者的信譽一旦喪失，社會誠信缺乏與道德失范則不可避免。大陸屢屢出現的社會問題不可能不影響到臺灣民眾在獨統問題的政治選擇。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作為兩岸統一的結局性安排，其合理性同樣也值得懷疑。如果在一個國家之內存在著兩支各自獨立的軍隊，那么除了用于進行一次新的內戰之外，人們很難看到它們還能有更好的用處。因此，只要存在其他的選擇，似乎就沒有必要以降低國家主權完整的緊密性為代價，來換取并不十分穩定和牢固的國家統一。
為了使兩岸的和平統一更容易實現，大陸方面應該在不損害中國對臺灣主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前提下，對目前的“和平統一”政策注入一些新的內容。和平統一能否實現取決于兩岸能否取得一致，即兩岸能否找到政治和談的戰略妥協點，而尋求戰略妥協也就意味著兩岸都需要做出必要的讓步。
為了實現和平統一，臺海兩岸唯一現實的戰略妥協似乎是：臺灣方面放棄對獨立的追求，大陸方面則盡快推動兩岸政制的趨同與整合。對大陸而言，推進兩岸的政制整合，本來就是比讓臺灣保留軍隊更為可取的選擇。使兩岸的統一進程同時成為中國政治制度進一步民主化與合理化的進程，不但可以提高統一方案對臺灣方面的吸引力，也可以避免犧牲兩岸統一后國家主權完整的緊密性與持久性。
必須承認，兩岸政制的趨同與整合盡管有助于兩岸的和平統一，卻并不能確保兩岸的和平統一，更不能成為大陸方面放棄戰略準備的借口。不過，這至少可以讓分裂勢力為和平統一政策的失敗承擔絕對與完全的責任。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和平統一的替代措施才可能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從而也具有了更為堅實的道義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