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英談判開始，香港社會就出現了信心問題，持續的移民潮最熾烈之時，即使非洲小國如佛得角的護照亦受到熱烈追捧。當時有不少外交領事因為涉嫌以貪污手段簽發移民簽證而被遞解出境。這個移民潮一直到回歸前一至兩年，隨著西方經濟，特別是加拿大、澳洲出現經濟衰退才漸漸平息下來。
除了個人移民之外，企業也出現遷冊潮，最著名的就是英資怡和洋行將總部從香港遷至百慕大，并在1990年代初將公司及旗下多家子公司的上市地點從香港移至新加坡或者倫敦。
對于香港當時已有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也有人抱著非常悲觀的態度。“一位立法會議員，在九七前訪問加拿大時就預言，這是他最后一次出訪。九七后，他恐怕會被禁止出境，以作報復。”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回憶。
然而，糟糕的情況并沒有發生，時至今日，香港繁榮的經濟、興旺的股市、自由的言論、有效率的政府，優勢基本都沒有變，“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也在香港延續，這一切都被當作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證明。
早在1995年，美國《財富》雜志曾預言，回歸將令香港死亡。這差不多是當時西方輿論的主流看法。但在回歸10年的時候，香港卻收到了來自全世界的祝福。最新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推出長達25頁的封面文章，坦承其姊妹雜志《財富》當年的預言落空，并確信“香港比從前更有活力”。而在2004年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運作出了問題”的英國駐港總領事柏圣文，也在日前轉而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整體上運作良好”。
當然，無論西方主流判斷是悲觀還是樂觀，都只是一種參考，而不應代替中國人自己的判斷，特別是不應左右香港居民的切身感受。宏觀上一片大好之下，不同的個體仍然需要面對各自的現實問題。
同時，相對于香港此前淪受的漫長殖民統治和此后廣闊的發展前景，10年時間還遠不足以證明一切。香港仍然需要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更具創造性地提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質量，真正無愧于歷史的機遇和肩負的使命。
貧富的差距
“大家都說景氣好，我們的生意卻沒有明顯改觀。”51歲的陳先生抱怨道，他是香港將軍澳地區的小巴司機。盡管恒生指數突破2萬點創下歷史新高，樂壞投資人，但這個司機先生顯然絲毫未能感受到。
2002年8月，地鐵將軍澳支線油塘站正式啟用時，小巴被打壓的序幕就拉開了。據陳先生反映，當日新地鐵站啟用后，小巴所受沖擊尤其嚴重，部分路線雖然大幅減價應戰，但生意額仍然銳減五成至七成，
在很多內地人的心目中，香港是一個沒有平民百姓的地方，但現實是，和世界任何地方一樣，燈紅酒綠、歌舞升平的香港故事背后，依然有草根階層的掙扎求存。
香港統計處6月初公布的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報告顯示，香港的家庭收入在過去10年出現下降，去年中位數為17250港元（約3400新元），比10年前減少了200多港元。
與此同時，月入4000港元或以下的香港家庭，從10年前占住戶總數的6.7%，上升至去年的9.2%，入息超過4萬元的家庭則由15%升至17%，反映香港貧富差距在過去10年進一步擴大。顯示貧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數，去年香港為0.533，而10年前為0.518，有顯著惡化的趨勢，而且這個數字在亞洲各國中是最高的。
以前香港人堅信，只要金融好、房地產好，香港經濟就不會有問題，現在，香港經濟與中國緊密融合，早已走出陰霾，有如飛龍在天，氣勢如虹，但很多草根階層并沒有從中獲益。從早期的制造業中心，到后來第三產業興起，再到后來成為金融中心，這是香港經濟半個世紀以來的足跡。但從1980年代開始，香港的制造業不斷外移，香港轉而以金融服務業為主，很多教育水平不高的草根階層適應不了這種變化，從而產生了大量的結構性失業。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黃洪批評，近年香港經濟復蘇，但只向金融和房地產業傾斜，中產及基層人士并未能分享經濟成果。香港的財富相當集中在一些大財團手中，這些機構的打工皇帝年薪百萬、千萬甚至逾億；但是，絕大多數升斗市民終日忙碌只為兩餐，貧困人口超過百萬。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就此認為，香港最大的問題是專營企業壟斷，以及地產業吞噬了香港盈利。過往的十多年，從整體上說，香港經濟發展創造了非常多的財富，不過這些財富最終大多流向了地產商，以至于香港富豪首十位都是地產商。而一些專利事業例如電力公司、巴士公司，收費高踞不下，影響民生及中小企業的營運。
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和記黃埔的市值曾一度占據香港股市總值的1/3，它們在房地產業居領導地位，控制著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的大部分港口，壟斷著香港的電力供應，經營著香港最大的移動通信網絡，在商業批零售領域與怡和集團平分秋色。
近年，對李嘉誠的壟斷指責一直沒有停息。幾年下來，輝煌一時的數碼港最終成了一個地產項目，這對李嘉誠的聲譽打擊很大。2005年，李嘉誠捐贈10億元予香港大學，港大校務委員會建議將有118年歷史的港大醫學院命名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引起醫學院畢業校友不滿，斥責校方“財迷心竅”，釀成了很大的風波。對“李超人”的這種態度，在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香港市民心態上的變化，由此可見一斑。
香港中文大學一位不愿透露的學者則對改善的前景表示悲觀。他認為香港歷史上形成的商人治港的傳統，一時難以改變，政府雖然一直聲稱要改善民生問題，但大財團一說要撤資，政府就不得不有所考慮。所以，香港到現在既沒有勞動法，也沒有最低工資保障。
自我設限
James 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教師，熱心社會活動。最近幾年每到回歸紀念日前，都會有報紙找他談對“七一大游行”的看法。“每到這時，我就很掙扎。從本意上講，我是支持人們上街表達意見的，但同時，我也有研究項目是和國內的大學合作的，我不愿意影響這種合作。我是如此，那些和國內有商業往來的公司，不用說就會自己考慮一番。”
1997回歸前夕，國際媒體對香港媒體的自由有一個很負面的預測。他們認為，回歸之后香港的媒體都會跟內地的黨報一樣成為政黨的喉舌。但事實是，香港直到今天為止依然保有言論自由。在香港可以看到一些在大陸鮮見的異議人士，在天星碼頭散發海報、小冊子。從廣州、深圳等地到紅●火車站，一出門就會看見一大堆讓內地人觸目驚心的標語。
David曾是香港某大報的助理總編輯，幾個月前剛剛辭職，他說不能忍受老板每天派人來坐在旁邊，暗示他不要有過多的負面報道。“這種情況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他告訴記者，香港新聞界一向是高度自主的。在彭定康時代，左派傳媒天天批斗彭定康，港英政府理也不理。歷史上雖然發生過1952年《大公報》煽動罪案和1967年《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虛構新聞、煽動罪案，但也是僅有的兩宗。現在的情況是，新聞自由度表面上沒有變化，但一方面存在著濫用新聞自由的現象，另一方面，人們開始不自覺地自我設限。
現在香港的媒體普遍有走向小報化的傾向，有自由但是沒有品質。《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太陽報》等3份報紙，占香港報紙銷量的85%以上，他們頭條新聞的選擇取向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一些熱鬧眼球的社會新聞，副刊則有很多色情小說，大視野大格局的分析報道反而登在不起眼的地方。劉嘉玲裸照事件、阿嬌被偷拍事件，都是這種風氣造成的惡果。一個小學三年級學生，一樣可以拿6塊錢去買份《蘋果日報》、《太陽報》去看那些色情內容和明星八卦。這是言論自由被濫用的現象。
盡管耍盡八寶，多家在香港上市的報業股，近幾年均錄得較差的業績。但仍不斷有新投資者加入，大家無非是想在香港爭取發言權。
但另一方面，自我審查的意識開始出現了，并可能形成一種文化。很多香港媒體的老板還有其它身份和產業，與政府有關系，他們不會跟政府對立。還有的媒體老板在內地有產業，需要內地的支持，所以，現在香港的媒體雖然也能不斷見到批評性的內地新聞報道，但力度小很多。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胡麗云就認為，回歸10年以來，新聞工作者普遍感覺到言論自由的變化趨勢，主要原因是新聞工作者出現了自我審查以及香港政府意圖以發放消息的方式操控傳媒。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淡化有關內地的負面消息；另一方面，淡化可能被認為敏感的消息；第三就是對老板利益可能受到沖擊的負面消息淡化；最后，就是涉及特區政府的負面消息。
胡麗云說，特區政府利用本身的優勢作為利誘，例如在公布一些重大決策之前，只會單獨接見一少部分被當局認為是“聽話”的媒體，向他們發放“獨家消息”，以這種姿態向其它媒體示范，要求媒體編輯與當局合作，保持口徑統一。胡麗云說，雖然業界對此感到擔憂，但是也同時看見很多新聞工作者堅守專業立場而感到安慰。
香港一向被認為是亞洲地區新聞自由度較高的地區。在無國界記者組織2006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排行榜中，香港在亞洲位居第四，僅次于韓國、中國臺灣和日本。但10年間，也發生過香港廉政公署為辦案搜查報館等一系列引發爭議的事件。但香港畢竟有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和法治傳統，這是香港新聞自由的根本保障。
人心回歸尚需時日
日前，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明報》發表長文，講“人心尚未回歸，國人仍需努力”。梁振英舉出港大民意調查的數字，有31%的香港居民寧愿做“97 前的殖民地人”，若加上21%對做“殖民地人”或“特區人”都無所謂的，就是52%了。另一位香港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則表示，回歸10年來，港人的國民意識是提高了，但要完全改變港人的心態仍需要一點時間，他指出，“香港人過去沒有根，百多年殖民地統治，不可能十來年就抹殺。”
回歸10年，香港與中國的關系，經歷了兩次大轉變：回歸初期，部分港人仍沉醉在“亞洲四小龍”的光環之中，擁有“大香港”心態。他們堅持“兩制”，強調香港要與內地建立一道防火墻，出現“主權回歸，人心未回歸”的深層次矛盾。后來亞洲金融風暴突襲，香港經濟一落千丈，港人身家大貶值，后來靠著個人游、 CEPA、開放人民幣業務等一系列挺港政策出臺，香港經濟才迅速回暖。此時，港人對內地的態度是矛盾的：想趁中國發展之機賺錢，同時卻竭力維護自己的獨特性。
港人人心回歸的問題之所以還沒有解決，除了回歸時間尚短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港人認為，香港在過去建立了良好的法治基礎，這些法治基礎下所隱含的自由、人權精神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大陸的發展只是經濟上邁向了市場經濟。因此，增加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內地改革的全方位推進，加快民主法制建設的速度。
2006年12月12日，數十名香港年輕男女闖入空置待拆的中環舊天星碼頭，并在外墻高掛布條、叫喊口號，要求香港特區政府保留天星碼頭和鐘樓這兩個英殖民政府管治下的歷史文物，示威者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為了抹掉殖民歷史這一章而匆匆忙忙的拆除行動是罔顧民意，“當局醉翁之意不在天星而在附近的皇后碼頭，因為皇后碼頭是英殖民時代總督就職和離任的地方。”最終，事件連續數天并演變成警民沖突。
隨著時間的推移，香港這個以往充滿殖民地風味的國際大都市，其殖民地文化正一步一步走向歷史。前殖民地舊建筑物一座座被拆光，警察制服漸漸與內地公安一致化。這被很多人認為是特區政府試圖通過不斷鏟除港人淪受殖民統治的集體回憶，來增加對祖國的認同。但問題是，不管你對淪受殖民統治歷史如何評價，它已經成為香港歷史的一部分。
正如梁振英所說的，沒有一個社會有與生俱來的向心力。向心力不是強加于人的，必須耐心和努力培植，而且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