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物質很豐富的國家，而且豐富到大家都很糜爛的程度。因為我小時候一直處于物質生活很貧乏的年代，我很希望能夠糜爛一下，之后再精神空虛。因為從小就精神空虛說穿了是很沒意思的事情。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家有一些美國兵用過的勺子，上面寫著“美國陸軍”和“USA”。我媽媽去抗美援朝打過仗，這東西是她帶回來的。
那些勺子質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鋼，直到我女兒小的時候我們還曾經用這些勺子喂過好。而且，我母親也曾經給我講當年和美國人打仗的事情，講自己吃美國罐頭的感覺，這就給我一個“美國兵吃得特好”的印象。
我去美國半年就回來了。我是因為要在紐約出書，因此得到了美國方面的邀請。別外，當時我手頭還握有一個斯坦福大學的邀請，我結果沒好意思去大學，我覺得我也不配，因此我就到紐約把書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于斯坦福，我就沒去。
去了美國之后我就決定在那里呆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里，我去了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和美國一些亂七八糟的城市，就是為了走走看看，這么做其實也就是為了將來能堵人家的嘴，你想想看是不是這個道理：別人一說起哪兒哪兒，你說你去過，人家不會跟你多羅嗦了。
在美國，我在紐約和洛杉磯呆的時間比較長，覺得這兩個城市很不一樣。
洛杉磯這個城市真的讓我大吃一驚。在洛杉磯，除了一些特別的色情場所之外，那里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后，什么娛樂也沒有，有時候我去一些美國內地城市，到了晚上八點多鐘進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飯了，因為大家都睡覺了。
而且美國人非常規矩，社會上非常井井有條，執法也很嚴，在國內我們都被人罵慣了，覺得人和人之間就應該互相不友好，可是我到美國之后覺得在那里真是好到得老對周圍人說“謝謝”了，因為我在美國遇到的很多情況是你去找人辦事，人家還對你極為客氣。但是我非常不喜歡美國人愛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這一條，因為我英語不好，他們一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該說什么。這樣一來，讓我顯得挺無理的。
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在那里也有安全感，原來我覺得美國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實那種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紐約的地鐵讓人形容成罪惡之淵，一開始我到那里都不敢坐地鐵，老是坐出租車。后來我晚上坐了一下地鐵，覺得挺好的，而且我覺得自己在那里呆著別人還挺害怕我的，可能他們把我當成越南人了，這使得我大有安全感。我遇到的別外一件事情更能說明問題：有一天，我在曼哈頓世界貿易中心那里獨自一人行走，那里的辦公區，一到晚上就沒人了。我看見對面有一個黑人走了過來，我有些心慌，但沒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們兩人隔著兩個街口他就繞著走了，我當時正擔心如果讓我繞，我怕我會被繞丟了，想不到他先繞了。
在美國生活，我可以說沒有遇到過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釋這個現象我只有用“理想社會”來做出說明，這個國家非常適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個有追求的人，你只想過一份踏實日子，你只想“我不侵犯別人，別人也別侵犯我”，那么美國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那里的社會相對來講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時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我在那里看到這樣的一個報道，說是加州的納稅家庭每年要負擔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負擔他們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開銷，這事要是擱在別處，誰干呀？
美國確實讓人開眼界。過去的我等于是一個井底之蛙，起碼對古典的東西方藝術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國的那些日子里整天東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過去一直認為中國古代沒什么文化，沒什么文明，起碼在雕塑和繪畫上是這樣，但是在美國的博物館里看了一些中國以前的東西，一下子把我過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覺得那些東西還不錯，和希臘的東西擺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磣。
在中國，我不太能夠見到這些東西。偶爾見到一些張大千或者齊白石的畫，但我認為那些東西不是很地道。
說來說去，我在美國也沒有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是一個畫家或者是音樂家，我也許在創作上出現不了障礙。紐約那個地方有十幾萬詩人、十幾萬音樂家、十幾萬作家、十幾萬演員，也就是說有幾十萬藝術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里是因為那里對人沒有壓迫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所有東西都是可能被藝術化的。到美國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精神上的徹底自由，但是我歸根結底是一個寫中文小說的，是依賴文字吃飯的這樣的人呆在美國會有點麻煩。
美國的中文是一個非常雜的東西，是被臺灣國語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里曾經想過寫一個比較長的東西，反正在那里住著也沒人來打擾你，誰未經準許進了你家家門你不是都可以對他開槍嗎？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不看中文的東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躍，慢慢地，中文水平就會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東西，那里那些非常雜的臺灣中文就會慢慢地讓我的語言背景做出改變，這樣，我寫出來的東西讓中國大陸讀者看起來就有隔膜感，起碼會認為寫的“不是我們這里的事兒”。
我到美國之后因為英語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國人接觸，這些人很多都是我過去在國內就認識的，或者在國內有過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我的一失蹤了的中學同學，見了這么多人，我總的感覺是這么多年沒見面，這些哥們全到美國來了。
我覺得中國最近幾年在人才問題方面有些上吐下泄，好多人都被泄在美國了。美國就好比一個大便盆，什么都接著。
我認識的一些作家現在也在美國生活，我個人認為他們在美國基本上都沒有寫出更好的東西，我感覺他們的語言和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比如說我所認識的作家阿城，他在美國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純潔性，在那里呆了八年也堅持不學英語，他的這個努力還算好，但是也有點過分艱辛了。而有的作家在美國干脆就干起別的事情了。
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中國人到了美國之后都變好了，變得都守法了。我認識幾個在國內都是壞人的人到美國生活之后都變得非常老實。我才一到美國，朋友就告訴我“你可千萬別犯法，你在美國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會記你一輩子，到哪兒都跑不了”。大家都這么專門提醒我，就好像我在中國就是以犯法為生似的。我后來想，可能大家把每一個剛從大陸來的人都當成一個潛在的犯罪分子了，覺得必須叮囑一番，我想他們其實也想要你知道，在美國犯法之后，你別想“托人幫忙”。
但是對我來說，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如果那么老實、那么循規蹈矩其實也不行，這是讓我很畏懼的地方，在中國，一個人有時候鬧得無法無天其實有助于打開思路，這個原因使得我不想過早地變成一個好人，當然，我想我老了以后還是要變成一個好人的，變成一個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國后我開始明白，我這樣的人在美國呆著其實非常矛盾。
第一，我太老，四十歲年紀的人已經不可能重新開始新生活了，假如我去美國的時候是十八歲，哪怕是二十多歲，我都可以把自己周圍弄干凈了，甚至可能會覺得拿中文寫作都沒意思了。真的，在美國也有這樣的人，徹底變成一個“少數民族作家”了。但這對我來說已經不太可能了。
第二，我又太年輕，如果我已經六十多歲了，我反而就可以踏踏實實地在那養老了。因為美國的生活品質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過得很安全，沒有人來打家劫舍，也肯定沒有外星人入侵，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這一點問題一定不大。
當然，我也還有一些自尊心，對于我到美國生活這件事情，我一直這樣比喻；你到人家家里來住就他媽夠腆著臉的了，然后你再跟人家搶著干活，比如說搶著到餐館打工之類的，這就不太合適了。（而且我也干不動。）從小，我家里的大人就教育我：別人的東西別吃、別人的東西別拿。
在美國的時候，我的出版社也曾經把我介紹給《花花公子》這些雜志去寫小說，我用中文寫，他們翻譯，與此同時，我也得到了一些寫劇本一類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對《花花公子》這類的雜志我這次也有一些新認識。我曾經從自己過去寫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其實也就為了我的書能在美國更好地發行，但是稿子后來被對方給退了，理由是“太黃色”。他們可能忌諱里面出現了一點亂倫的關系，這樣我才知道《花花公子》這樣的美國雜志，其實反映的是非常嚴肅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國青年刊物那樣有病態的東西。
相比之下，我顯得粗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