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勤乎，勇乎？

　　“我們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有勤勞勇敢的10億人民。”這是我在兒時經常聽到的，引以為豪的一句話，也是令我堅信不疑的一句話。

　　那時候，如若有誰敢說我們中國人懶惰懦弱，那我就一定會理直氣壯地舉出董存瑞、黃繼光與我那勤勞一生的祖母來狠狠地駁斥他一頓。

　　我的祖母的確是我們中國人勤勞的典范。她一生除了養大她自己的三個孩子不說，還又帶大了我們孫子輩七個。她每天早早起來，先是生火滾水做飯，安頓我們洗刷吃飯上學，然后再燉豬食雞食，洗碗筷收拾家收拾自己，一日三餐，頓頓不誤，天天如此；上下午隨著季節在院子里種菜，拔草，奶肥，摘菜，做醬，曬干菜，腌咸菜，磨山藥，打粉面……抽空上炕再給我們拆拆棉衣，縫縫被子，這就算是歇了歇腿；隔天還要給我們洗洗衣服，補補鞋襪……她從來不出去竄個門子，也很少到街上去坐一坐。她自來到我們趙家以后，大概就是在她臨去逝的時候才臥床休息了一百來天。

　　在中國，像我祖母那樣默默無聞，勤勞一生的人難道少嗎？

　　可是，我們中國人既然是如此的勤勞，那中國卻為什么又是如此的貧窮與落后呢？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其間應該說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但是到現在我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然只有西方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其勤何用？

　　同樣，我們中國人既然是如此的勇敢，那中國卻為什么在近現代蒙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呢？世界上最勇的德國人、日本人姑且不論，就是被德國人、日本人欺負過的俄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意大利人、奧地利人也曾屢屢欺負過我國，“喪權辱國，賠款割地”?，F代終于勝利了的一回抗日戰爭，其實也是美國人投下了兩顆原子彈以后，打到了東京灣，才迫使其天皇下令交出武器，接受無條件投降的！——其勇何在？

　　一個民族的勤與勇，不是少數幾個典型人物的勤與勇，而是整個民族上下的勤與勇；一個人的勤與勇，不單指其身體勞作，打兇斗狠上的勤與勇，更主要的是其在精神上常想敢想的勤與勇；精神上常想敢想的勤與勇又不是指其見風使舵，趨利避害，不謀生產，盡算得失的處世小術上的勤與勇，最根本的是其對理論探索，實踐總結，造福他人、充實自己的為人大智上的勤與勇。

　　要這么說，我們中華民族現在的勤勇之性可謂弱矣。硬說自家民族勤勞勇敢，那只是給自己臉上貼金，或是給自己人打氣。但是，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僅靠打氣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誠懇細致地挖出這造成我們民族惰懦之性的壞根子，堅決徹底地剔除之，轉變之，從而盡快造就一個可以傲視群雄的真正勤勞勇敢的偉大民族。

　　二、依賴性與獨立性

　　人的本性就是對自己及其后代幸福（首先是生存）的無限追求。這也就是說，后代人的幸福必依賴于他們的前代，不是這樣的嗎？胎兒若不依賴于母體，能發育成活嗎？兒童若不依賴于家庭，能長大成人嗎？現代人若不依賴于古代人的文明創造，他們能直接過上現代人的生活嗎？再進一步講，人類若是真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進而成為宇宙的主宰，那還能叫人嗎？

　　但是，胎兒當離開母體而成為嬰兒了以后，母體就不再是必需的了——有個奶媽就行，給瓶牛奶也行，這就是已經有了點獨立性；再大，當他長出了牙成了幼兒以后，那就依賴性更小，奶不奶都無所謂，任誰都容易養活了。再退一步講，人類若是自始至終都沒有一點獨立性，只能完全地依賴于大自然，不會給自然以任何的加工與改造，茹毛飲血，穴居露宿，那還能成人嗎？能成為地球的主人嗎？

　　成長是什么？發展是什么？從宏觀上講，成長與發展就是事物逐步構建屬于自己的獨立性，同時又擺脫對他事物依賴性的過程。

　　當然，具體到事物成長發展的某個特定階段，能有一個或多個可依賴的，強有力的它事物做依托，則又是必要的，有時甚至是必須的。比如當年中國的抗日戰爭，由于正確地執行了以空間換取時間，持久作戰的戰略方針，利用時變，爭取外援，經過八年抗戰，終于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如果中國的縱深如波蘭的那樣沒有回旋余地，只能一拼了事，那就難收此效了。

　　但是，“死狗扶不上墻”的俗語大家都聽說過吧？自己不努力，盡依賴別人，最終把人家給拖垮了，賴死了，自己也還得倒下。比如同為大縱深持久作戰爭取時間，但前蘇聯人在衛國戰爭中充分利用了其珍貴的換得時間，立足自身，迅速地不間斷地強大了自己，據此一步步收復失地，打出國門，橫掃東歐，出兵中國，親手鑄就了其在戰后的超級大國地位。反觀中國國民政府，雖也曾抗戰八年，但其間自身的增強極其有限，只是一味地依賴手腕，依賴外援，依賴山河，最后的勝利其實都是別人拱手讓的，能成多大氣候？無怪乎后來雖有大于八年抗戰數倍的美國軍事經濟援助，但一遇上獨立自主，在抗戰中迅速崛起的本國共產黨軍隊，在短短的三年之內就土崩瓦解了。

　　地利是相對固定的，而人和則是決對靈活的；基礎可能操于他手，但運作卻純屬自己的手筆；2乘以無數次1也只能得到2，而1乘以幾十次2就可以得到一個天文數字；這就是事物成長發展中依賴性與獨立性的關系。

　　依賴性強而獨立性弱的人必缺乏責任心，自信心，當然更談不上什么獨立的人格與遠大的理想，而缺乏責任心，自信心、獨立人格與遠大理想的人遇事一定勤不起來，也勇不上去。這就是說，中國人懶惰懦弱的壞根子在根本上是由于他們從小到大都被各方環境給慣就了依賴性與磨滅了獨立性。

　　三、中國家庭對其孩子們的慣就依賴性與磨滅獨立性

　　作為一個人，他首先要面臨的人文環境就是家庭。不論是哪族哪代的，任一個家庭，只要不是畸形病態的，都會愛惜與管教自家的孩子。但是，愛惜要有一個度，管教也要有一個健康的心態，過了這個度，愛惜就成了溺愛，變成了“慣就依賴性”；心態不正，管教就成了束管，變成了“磨滅獨立性”。

　　“除死無大事”，但是，一個人他將幾時死，怎樣死，卻是任誰都自己作不得主，除非自殺。于是，死的近鄰“老”也就成為人們可以著意安排的人生第一大事。

　　西方人養老靠自己。以前是靠自己壯年時的積蓄，省吃儉用，于此還造出了許多守財奴，吝嗇鬼；后來又參加養老保險，或是賣掉財產進養老院，財產多的住高檔的，少的也能住低檔的；最近更興起了什么儲蓄養老，就是年青時侍候別家的老人，按小時計算，老來再讓別家的青年來侍候自己；總之一句話，養老根本靠自己，決不在兒女身上打主意。由于與外人打交道畢竟沒有親情糾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來有往有契約，因此這老養得還并不賴。

　　而中國人養老則是靠兒子，小時候供吃供穿供讀書不說，到大了還得給找工作，蓋房子，置家具，娶媳婦，一生積蓄，全部淘空，將來再等兒子養老送終。父子之間，哪來的契約依據？養個孝順的又如果老人沒有長時臥病，那還或許能體面地了此一生，若是碰到個不肖的（子不肖，父之過也），自己當年給人家置的家又及不上別人，那就心安理得地等著受老罪吧。

　　由于指望著將來養老送終，所以中國人對其兒女是加倍的愛惜，日常生活，未來前途，物質的，精神的，無微不至，一攬全包，這就必然造就一代又一代遇事只會“媽呀”的嬌兒弱女。又由于擔心將來家出“逆子”，所以中國人對其兒女更是有意地畫地為牢，立威樹信，深恐其將來不敬不孝，這又必然致其遇事往往優柔寡斷、躊躇不前。而且，對于子女來說，即使在精神上想孝，也還得在物質上能孝吧？但是就中國目前的勢道，歷來就是官天下，國家政府換屆交接班，手腕維持，只提拔任沖任擋、善揣摸上意的干部；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作威作福，只重用會說會辦、會察言觀色的下屬；這就必然造成社會在總體上是只有處世圓滑、手腕靈活的人才算得本事人，才能養活得了家人，孝敬得了老人；各家長輩都明白這個理，

　　因此對自家的孩子都是耐心地引導，精心地雕琢，生恐其將來成不了“人上人”——盡磨礪了小腦，大腦怎能發達？當然盡沉膩于大腦，小腦也就“若愚”了——所以中國人起先即或有幾個有些棱角的，但一經家庭的言傳身教，再遭社會的冷落磨難，最終也還得被磨成一個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奴才——哪來的獨立人格，勤勇責任？

　　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呢？難道就不能變一變嗎？即使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現在中國的工業化水平也比日本的二十世紀初與英國的十九世紀初高多了吧？看來這還是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沒能擔起責任來。

　　四、中國教育對其學生們的慣就依賴性與磨滅獨立性

　　人就是這樣的，你不能獨立，那就只能找依賴；而人家之所以讓你依賴，其實也就是為了要控制你。比如當年中國想靠前蘇聯技術搞原子彈，人家立馬就提出條件要搞聯合艦隊，長波電臺；在中國境內搞涉外艦隊電臺，那就是對中國主權的一種控制，中國人不同意，不答應，于是原子彈也只能自己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但是世界上更有一種人，他也不管你是否還用得著依賴，以及還能否依賴得到他，他都要為了一己私利，利用手中的強權，硬插一手，死死地控制你。中國古代歷朝帝王不都是這樣的嗎？不過你想，站在他的腳度，一人天子，一姓社稷，普天之下，能都同意嗎？能都答應嗎？即使眼下皇威凜冽，皇恩浩蕩，但下一代呢？下下一代呢？居安思危呀！于是忠孝之道，奴化人心的儒家禮教也就成為中國古代教育的基本內容，根本目標。

　　人的思想一遭控制，失去了自由，發展也就無從談起了。請看中國歷史，孔丘之后，又有誰來？哪像人家歐洲，一浪一浪，各家各派，能人輩出？好在當時中國周邊都是些蠻夷小國，有時雖或有些蠻力，但與中華上國相較，最終也還是得被我王道德化；因此發展對于農業中國而言并不成為一個問題，增殖人口、擴大賦稅就是強大國家的正經。

　　但是鴉片戰爭以后，隨著歐美堅船利炮、如潮商品、基督教義、先進學術的逐步滲入，中國在東方獨大的局面終于被打破了，于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為了引進技術，消化吸收，智育也開始成為中國教育中的一塊；但畢竟雖幾經維新、革命、改革，中國的帝王道統卻一直未能根本剔除，因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教育為本，德育為先”的教育內容與目標也長期難能徹底轉變。

　　難道歐美教育就不要德育了嗎？要的。但是人家平等自由、人權博愛這些事關民族興旺的健康德育，又豈是中國忠從孝順、中允和諧的那些為政權穩定而設的殘余說教可相提并論的？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你見過瞻前顧后、畏首畏尾的人沖上奧運領獎臺的嗎？你見過只會死背動作要領而從不參加實戰鍛煉的世界冠軍嗎？——置身于當局者，就前人的局限體驗其探索的曲折，跳出于旁觀者，用自己的眼光審察其思維的得失；感悟于國家的獨立進步與發展，關而愛之，滋潤于社會的平等自由與真誠，行而效之?！思覍W生所育的“德”，那可是貫穿于文理知識與社會實踐之中的，不著痕跡地自然培育而成的鮮活素質，絕不另立科目，刻意灌輸，拔苗助長。

　　在中國，“熱愛祖國”怎樣解？“熱愛祖國”自古就是指要維護這個控制著國家的現政權，也不管它是滿清的還是民國的，其可陳之處也許都是在其創業之初的“艱苦卓絕，前仆后繼”，坐上了江山以后又怎么樣，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敢多說；在中國，“熱愛人民”又怎樣解？“熱愛人民”任誰聽起來都是在告誡“學而優則仕”者將來要心有百姓，勤政愛民，或者說現在的他們就是這樣的，任誰都不會理解為人人平等，尊重人權，“既不必把惡勢當狼怕，也不可把良善當羊欺，因為我與人家都有政權在后面撐腰”；而“熱愛中國共產黨”更明擺著就是要人們都聽黨的話，干哪行愛哪行，要服從組織安排，執行組織決定，不準自己私下瞎琢磨等等。

　　由于方法不當，德育變成了德教，又由于目的不純，這德教更被弄成了禮教；再加上中國古代一直是以上古三代社會為理想，認為人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只會考注舊籍，盲從盲信，不敢懷疑祖先，立異創新；而近現代雖不得不“師夷長技”，有所引進，但長期以來消化吸收尚且力不從心，獨立開發更就想都不用想了；因此后來中國教育雖也加入了“智育”一塊，但習慣成自然，其實一直與能力和素質的培育嚴重脫節，依舊以灌輸舊識為本，只不過由依賴本國古圣轉而為依賴歐美先賢了。

　　但是，經過前蘇聯156個建設項目的技術援助，經過30年一個中心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從一個到處尋找依賴的末學后進，變成了一個不容小視的競爭對手，歐美各國的先進技術，除去高精尖需自留一手的以外，已經被掏空耗盡了；于是，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當前中國終于提出了對可持續發展的探索，對戰略性結構調整的要求，對發展創新人才的企望，對素質教育的嘗試；可是，發展與穩定這兩顆希望之星，到底將會是成為一對和諧兄弟，還是兩個冤家對頭，關鍵就看你改革的手筆與魄力了。

　　五、中國法律體制對其民眾的縱就依附性

　　愛惜與管教子女，這是為人父母的天職，因為如果沒有大人的支持，嬰兒就不可能自己長大成人，草木昆蟲們也行得是這個理；但是對于做父母的來說，卻是不管子女孝與不孝，都不可能改變他們由衰老到死亡的必然歸宿；因此，子女不孝敬父母，如果那叫做道德淪喪的豬狗之行的話，那么父母不愛惜子女（早早把子女訓成一個自己老來的奴隸，應該也在此列），那就更是天理難容的豬狗不如了。

　　可是，世界上還有一類人，別人與他也并沒有反哺感恩的道義，更沒有生而必育的天職，但他卻硬是不管別人的死活，用上種種的手段，巧取豪奪，偷搶拐騙，要把別人的血汗所得，攫為己有，供他隨意揮霍。這已不再是被認可了的依賴，這是人體中的病毒，是寄生蟲的強行依附，動物群中的同類，也不至于如此吧？要維護一個健康向上的社會秩序，不先清除這種人滓，那是斷然不行的。

　　自從有了分工協作，人與人之間就有了內行與外行的懸殊，偷搶拐騙的人一旦成了行家里手，那就不是一般忙于生產的人靠防即能應付得了的了；于此就有了捕快，有了刑律，有了府衙，人類最初的政府，其日常的職能其實也就是給民眾提供生命財產的保護與收取保護費兩項，這樣他們才能“安居樂業”，那政府也才有資格指手畫腳。但是，隨著現代政府的職能日繁，部門日雜，社會治安工作卻逐步被淹沒于儕輩之中了。

　　在毛澤東時代，可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現在的小媳婦，回個娘家就可能一去不返了；當年毛澤東說西方國家社會治安亂，乃在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現在中國既然也搞起了市場經濟，治安“也亂”似乎就成了必然的，正常的，可以心安理得，熟視無睹了；豈不知西方國家的所謂“治安亂”，其實也僅僅是警匪片里的故事。

　　誠然，由于濫施人道，西方國家的刑罰相對偏軟，有的甚至還取消了死刑，但人家那卻是有法必依，有罪必罰，不折不扣的，不像中國這樣花錢能買命，有權能減刑，坐監獄還能“立功”，出監獄如同凱旋，各口大小官吏是有什么權，摟什么錢，以前是有事人找推事，現在是沒事找人攬事。法律在當今的中國，其實也就是懲戒懲戒不交官府，沒能做大的小毛賊，嚇唬嚇唬沒錢沒勢，膽小怕事的小百姓。

　　再則，西方社會法制還有宗教信仰的補充，用中國的話說就是把“以德制國”的重要思想落到了實處。宗教信仰雖有迷信的成份，但畢竟它不是迷人作惡，而純粹是要導人為善；故此，現在西方社會由于信教的人很多，犯罪的人當然也就極少。反觀中國，當年是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獨尊共產主義理想，現在共產主義理想變成了團結一致向錢看，不擇手段，真真是“世風日下，國將不國”了；最近又提出了一個“八榮八恥”，就那么干巴巴的幾句，盡責人，不責己，與權錢社會的體制格格不入，恐怕也只能對一些不諳世事的小學生一時起一點作用，但一出校門必定就又傻了眼。

　　誠然，健康的社會也需要寬容的胸懷與博愛的大度，但是寬容也得看他是把好事做壞，還是專干壞事；是無知初犯，還是屢教慣犯？博愛也得看他是在客觀上需要給愛，還是在主觀上就不值得愛；是拉一把就上去，還是死拖住不放？不愿自食其力，強行依附眾人，靠侵害別人的人權過活，還屢教不改的人，那就是社會的附骨之蛆——甩都甩不脫的東西，誰愿意養它？如果誰有這種頑嗜，自己未曾受過其害，卻打著人道的招牌要讓別人承受接納，那就任誰家廁所，揀蛆多的，舀上幾盆，都潑到他身上，讓他也嘗嘗滋味——不能剜別人的肉喂鷹，卻成全了他成佛。

　　總而言之，在當今中國社會，由于案犯作案的成功率高，落網的風險性低，國家量刑的回旋余地大，刑罰的懲戒力度??；故此，在社會上凡無一技之長又不想受苦的，或雖有過人之能，但因受腐敗黑暗勢力的排擠而不得施展又心有不服的，最終走上這一條路的人是一茬多于一茬，攪得人焦頭爛額，身心俱瘁；二進宮，三進宮，沒錢進，有錢出，進去以前是目無國法，為所欲為，出去以后是混跡社會，瘋狂報復；真真令正當防衛者膽怯，見義勇為者心寒，秉公執法者后怕；這既擺明是慣縱了社會黑勢，又無形中消解了民族正氣。

　　誠然,偷搶拐騙行為現在還遠遠不能，將來也不可能成為多數中國人謀生的手段。然而，法制不立，道德何求？大盜尚且逍遙自在，小賊豈不泛濫成災？社會上比偷搶拐騙相對文明一檔的偷奸取巧、欺軟怕硬行為（這在西方國家也多歸入犯罪，因此有時顯得犯罪的人很多），現在卻無疑已經成了多數中國人的主流。請看今日的中國，凡在社會上能呼風喚雨的那些所謂“成功人士”，他們有哪一個不是老謀深算，陰險蠻橫，高者貪得無厭，靠侵吞國家的權益而作威作福，低者撒潑使賴，靠坑害別人的利益而吃香喝辣的人？凡靠出賣自己的體力與腦力，一根筋只會死受的老實人，他們又有哪一個不是到處遭人冷落白眼，盡吃虧受氣的人？

　　然而，在精神上物質上相互間擺自己的都是功，責別人的全是過；你圖個方便，他亂了章法；你省點心力，他落些后患；占慣了便宜的人給個公平都不行的等等社會丑惡行為；只要不立馬鬧出人命，在當今的中國，那都不叫犯法。

　　中國人處世，于“福”、“祿”兩字期盼最重，福就是少勞，祿就是多獲，“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財不富”，所謂“外財”，就是省得受苦受累，可通過不良手段而不勞而獲的財，撿錢總比掙錢容易吧？因此現在的中國人，相互間多數都是只對勾斗“外財”積極勇敢，而對于勞獲“內財”則消極懶惰，這都是讓社會給慣得；但那樣的話，就發展大局來說，民族散沙幾時能聚？國家強大從何談起？

　　西方人的自由是在國計民生的思想上，但在處世為人的行為上卻極不自由，中國人稱之為“放任”，稱之為“呆板”；而中國人的自由則是在爭權奪利的行為上，但在社會良知的向背上卻極不自由，西方人稱之為“圓滑”、稱之為“冷血”。

　　六、中國政治體制對其公仆們的縱就依附性

　　偷搶拐騙吃黑道飯的人，由于其寄生蟲的依附性，即使是在大倡博愛的國家，也還是為公德譴責與法律制裁的，因為他們的依附已嚴重侵害了別人的人權；然而貪污腐敗吃白道飯的人，盡管其同樣地具有寄生蟲的依附性，但是在當今的中國，只要尚未落馬，卻依舊能夠頂著公仆的帽子，堂而皇之地吃著人民的血汗，做著人上人。

　　“學而優則仕”，在中國，吃皇糧自古就是最省力省心又名利雙收的好行當，到了社會主義今天，再經改革開放，更是發展到了極致。據統計，在招大學生當村官以前，中國每28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吃國家財政飯的，5000多萬行政事業人員，單開工資一項，每年就占去了國家財政支出的四分之一，若再加上日常的公車耗費，公款吃喝，公費旅游等項，其總額更占到了國家年支出的一半以上——人員之眾，供費之巨，古今中外，望塵莫及。

　　其實，在這5000多萬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除去值班與開會以外從不上班的，又有三分之一的人，除去月底年終緊張幾天以外，其日常的工作就是喝茶看報與上網聊天，只有剩余的三分之一，才是每天奔上走下，有能力肯賣力，向上跑討國家撫持建設項目，向下勒逼民眾罰款稅費的國家公務人員。當然依照多勞多得的原則，有資格吃喝旅游耗費的也還是這三分之一能拿得回開銷的人，而將來能行得起賄，升得了官的人更只能是他們這一幫平時能吃得開的人。

　　國家為什么每年要花這么多的國家財政養活那么多的“人民公仆”呢？那可都是人民的血汗呀！遍翻報刊上公開的報告、決定、公報等等，似乎只能著落出這樣的一條站得住腳的正面依據：那就是要以此刺激社會消費，擴大國家內需，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較快增長。社會上據此還曾展開過對“高薪養廉”的討論。

　　消費的活力之源在商品的更新換代上，但是一個國家在其新產品的開發能力一時枯竭斷檔又引進無門的情況下，近現代世界各國不外有以下幾種刺激消費的招法可選：

　　一是發動侵略戰爭，在戰爭中消耗武器彈藥，糧油藥品，勝利后奪得割地以控制新的資源與市場，獲得賠款以補償戰爭中的消耗；當然萬一戰爭失敗了，糧彈白耗了不說，輕則賠款割地、政權更迭，重則經濟崩潰、亡國滅種的結局卻也是令人觸目驚心的。此招見效雖快卻風險極大，只能是賭徒的最后一搏。

　　二是投資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建設中消耗人力物力，建成后全民得利。此舉見效也快，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上選，但如果建設超過了需要，建成了也沒人能用得上，那就又得不償失了，當然豆腐渣工程反來復去的返修重建的另計。

　　三是全力推進全民義務教育，培養一代新人。事實上，對教育的投入，不單是刺激經濟的反作用力，更主要的是其強民富國的作用力；因此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是把它當作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而全力推進之，窮則窮辦，富則富辦，決不推委放松；但是由于對教育的投入可獲得回報的時間畢竟拉得太長，不能立馬見功，因此一些急功近利的政治家往往只是把它放在嘴上，愁于顏面，即使當經濟需要刺激了的時候仍然不會想到它。

　　四是開展社會醫療養老保障，扶持弱勢群體。由于一般來說是社會財富越集中，社會在總體上就投資越大消費越小，相反社會財富越分散，社會在總體上就投資越小消費越大，因此刺激消費的實質實際上就是利用政權的力量分富人的錢給眾人花。但畢竟推行醫療與養老的社會化在對國家的發展作用上又與對教育的投入有天壤之別，教育是培養人才的事業，培養成的人才最終也往往是給富人打工，這樣對于被分者來說，可謂是利國利己的好事情；反觀醫療與養老的社會化，除去其勉強的社會穩定作用以外，于國民經濟的發展與被分者的利益能有多少瓜葛？故此醫療與養老的社會化，其實只是富國在對教育與建設的投入已經滿足了飽和了以后，不論發展回報，單純地為了分散社會財富而推出的沽名之舉；它與意識形態無關，純

　　粹是發達富國的專利，對于發展中窮國而言，若是連教育都辦不好，那就沒有推動社會化醫療與養老的資格。當然若是打著社會保障、劫富濟貧的旗號而單給公仆們保障，那就更不成話了。

　　統觀近現代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史，熱衷于以多養公務員，養肥肥公務員的辦法來刺激社會消費，擴大國家內需的只有當今中國一家，這可又是中國特色了。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呢？耗掉的那可都是人民的血汗啊！在這方面中國又能有什么特殊國情呢？設身處地地細細想來，原來要以培植一部分自己人，放縱一部分即得利益者，以企共同維持其政權的穩定，這才是推此一招的正解。

　　一個國家當其有了政權不穩的顧慮了以后——如晚清的民族包袱，當今中國的民主包袱——其所推行的政策就越來越扭曲，越來越與國家的利益相左了，最終扭斷了，也就脫了節了。

　　其實，在多數中國人心中，只要你所推的政策是利國利民的，是進步的，誰掌權還不都是咱當咱的百姓，自食其力？西方國家不是還有天皇女王嗎？中國人的帝王情節也并不比他們的淺，當年的北洋政府是個啥民主，后來的國民政府又是民主了個啥？就現下的中國，即使在形式上建起了民主的平臺，最終也還不是卑鄙小人的名利場，陰謀暴力的作惡地？

　　其實，處世圓滑、手腕靈活，靠利益驅動的“自己人”，最是靠不住的人，日本人進來，他們都是最先主動接納的漢奸，國家要有什么大事，最終還得軍隊出馬。

　　既然歷史書上寫的都是帝王將相的風云叱咤，既然新聞上播的都是國家領導人的一言一行；既然當了公仆就能不勞而獲，小勞而大獲，不死就能獲；既然揮霍國家就是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增長經濟……那么，在當今的中國，有哪一個人不想當官呢？又有哪一個當了官的不想升官呢？只不過當不了官那是他投錯了胎，當錯了女婿，升不了官那是你沒膽子貪，沒錢去賄而已。

　　如果說家庭的懶漢是讓家庭給慣的，那么社會上的懶漢明擺著就是讓國家給默許的，放縱的。偷搶拐騙不務正業的人是為民眾所深惡痛絕的，但是，賊來如梳，官來如剃，擔驚受怕吃黑道飯的人，與盡務正業的公仆們比起來，在全國每年的揮霍總量上，真正是小巫見了大巫，頂多只能給人家做個陪襯。

　　七、結尾

　　關于社會環境磨滅人的獨立性的問題，也就是國家該不該給，民眾用不用要平等、自由與人權從而獲得做人做事的責任與勇氣的問題，古今中外，人們已經說得太多太多了。

　　我現在想說的是，在農業時代，一個國家強大的根本，重在天下太平與人心穩定，這只要上天不時地給降一個英明的圣主就行；而在近現代一個國家要想強大，首先它得依靠社會在整體上的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那就必須有盡可能多的民眾都成為一代代的英才，非國家長期地大面積培養并放手支持其發揮不行；這就如原始人的采集在根本上是靠天吃飯，用不著自己耕種，而后來人們種莊稼卻必須得適時細致地耕地鋤草、澆水施肥一樣。

　　沒有社會平等，有權有勢是一條條路，沒權沒勢是一堵堵墻，人們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前途命運，那他們還能有什么希望？而人們一但連希望都絕了，又哪來的熱情與理想？

　　沒有社會自由，人們只能仰別人的鼻息行事，誰都不敢有自己的主張，那他們哪來的獨立人格，而連起碼的人格都沒有，人們又哪來的自信與魄力？

　　沒有基本人權，血汗可能隨時被奪，生命不知操在誰手，那人們的光景都過成了日子，又怎么能有責任之心，而人既已活到了沒有責任，那還不是行尸走肉？

　　既無所謂希望，又缺乏了自信，更沒有責任之心的中國人，又怎么能大言不慚地勤勞勇敢起來？真是說笑了。

　　“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為報知遇之恩，士為知己者死；這就是古代社會人才遭受的壓制之苦與偶遇的解脫之樂。是不是千里馬，拉出去溜溜不就一清二楚了？但可惜得很，沒有地方溜，也不讓你隨便溜，這才叫專制呢——都溜開了還用得著什么相面的伯樂？因此，如果說教育是培養人才的事業，那么平等、自由與尊重人權的社會也就成為發揮人才的平臺了。如果社會上沒有平等、自由與尊重人權的土壤，那教育即使千辛萬苦培育出了再多再好的人才，專制也還是會把他們通通給埋了廢了。

　　中庸和諧是什么？中庸和諧就是講話不從邏輯，盡是官樣文章，表態模棱兩可，前后都留退路；辦事不講原則，馬馬虎虎，處事沒有立場，糊里糊涂；奸滑人多占點便宜，別跟他斤斤計較，老實人再吃點虧，諒他也還得忍氣吞聲；有想法不要硬爭，追出來誰都沒好，有問題私下解決，抖明了都有不是；一切聽天由命，順其自然，大家都是這樣，用你強行出頭？請問，靠此種庸諧態度，在拼真本事硬功夫的當今世界，能有屁的用處？

　　如此說來，當年“我勸天公勤抖擻”的老思路，恐怕也最終還得讓“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希望破產，而要想促成這個新希望，那就必須得徹底地摒棄原有的老思路：

　　我勸國家抬貴手，平等自由養人才！

　　趙向中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