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棟床上堆著書，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讀書讀到凌晨一兩點，讀到兩眼充血，像針扎一樣痛苦，才把書放開。蜷縮到榻榻米上，用繩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腳綁在一起，熄了燈睡覺。
    “這樣一來，我一翻身，扯不動腿，就會醒過來。醒過來就馬上爬起來繼續看書——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當兵去了！”
    高考前，李國棟很平靜地這樣解釋他的生活方式。他消瘦的臉頰上浮著一層暗暗的青氣，眼白里滿是一條條細細的血絲。講話的時候，眼神渙散，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為什么不換個讀書方法？這種煎熬式讀書不是效果很差嗎？”
    他搖搖頭：“我不知道還有什么別的方法。”
    “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不上大學，去讀職校或學技術？”
    他開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咬得爛爛毛毛的：“不行，我非讀大學不可。”
    李國棟后來仍舊落了榜，但是也沒去當兵。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兩個星期之后，有個晚上，偷偷吞了五枚大鐵釘，從七樓的陽臺上跳下來，剛好掉在垃圾車旁邊。
    麥爾教授對老鼠很有興趣，曾經做過這樣的實驗。
    他把老鼠聚集在一個平臺上，讓它們一個個往下面兩個門上跳。跳向左門，它會碰得鼻青臉腫；跳向右門，門就會打開，門后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當然不笨，訓練幾次后，就快快樂樂地往右門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選擇方式固定了的時候，麥爾把乳酪從右門移到左門。本來以為可以飽食一頓的老鼠現在又碰得鼻青臉腫，它不知道客觀情勢已經改變了。幸好，摔了幾次后，它又漸漸熟悉了新的情況，原來乳酪在左邊！
    問題是，麥爾又有了新花樣。他把門的顏色重新漆過，把乳酪一會兒放左，一會兒放右。老鼠在新的習慣形成之后，發覺原來的方式又行不通了，它必須不斷地適應新情況，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習慣行為……
    終于，老鼠變不過來了，它的下一個反應就是“以不變應萬變”。麥爾發覺，在應變不過來的時候，老鼠“擰”了，開始固執起來，根本就拒絕改變方式。譬如說，如果它已經習慣于跳向左門，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門上，讓它看見，它仍舊狠狠地往左門去碰腫鼻子，愈碰就愈緊張。如果實驗者在這個關口繼續強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擇，老鼠就往往會抽筋、狂奔、東撞西跌或咬傷自己，然后全身顫抖直到昏迷為止。換句話說，這只老鼠已經“精神崩潰”了。
    于是，麥爾教授歸納出導致老鼠“精神崩潰”的五個階段：
    首先，對某一個難題（左門或右門），讓老鼠逐漸培養出一種應對的習慣來（選擇右門：右門有乳酪）。
    第二個階段，客觀環境改變，老鼠發覺慣有的方式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感到恐懼。
    第三個階段，不斷的焦慮與挫折、失敗之后，它就固執地以舊有的方式面對新的情況，不計后果（就是看見乳酪出現在右邊，仍舊往左邊闖）。
    第四個階段，根本放棄努力（乳酪也不吃了，干脆餓死）。
    最后，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決問題不可，它就又回到它所習慣的舊方式（左門就是左門，非左門不可）。當然又碰得鼻青臉腫，餓得頭昏眼花。明明只要換個途徑就可解決一切，它卻固執地在習慣行為中飽受挫折與失敗的煎熬，最后以崩潰結束。
    在垃圾車邊被清潔工人發現的李國棟是一只弄“擰”了的老鼠，我們的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制造難題的科學家。從前，大學之門是通往乳酪的門，所有的人都往那個門上跳。“士大夫”觀念深深地植入人們心中，因為我們發覺成了“士大夫”之后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習慣了這個方式之后，客觀情況卻變了，乳酪換了門。往“士大夫”那個門撞去，就會撞個鼻青臉腫，而且得不到乳酪。
    可是孩子們繼續去撞那一扇門。做父母的也繼續鼓勵孩子們去撞那扇沒有乳酪的門。他們說“有志者，事竟成”；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說“老天不負苦心人”。門的顏色變了，乳酪的位置換了，可是弄“擰”了的人固執地守著舊有的方式“以不變應萬變”。
    一個人，也只不過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潰的老鼠。人生的每個階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難題時時強迫他作出抉擇：考試失敗了、愛人變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個難題都需要一個解決的辦法。究竟乳酪在左邊還是右邊？不管左右，當一個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來應付“新”的情況，當他不計后果，根本拒絕改變自己的時候，他就是一只弄“擰”了的老鼠，精神的解體只是自然的結局。如何能不受制于舊習慣、舊觀念、舊方法，如何不因搞“擰”了老去撞一扇沒有乳酪的門，需要的是彈性與智慧。
    智慧，不正是人之所以為人，鼠之所以為鼠的差別嗎？